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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年的第一场雪 19野草地的奇葩（第2页）

“作为上任不到一年的新校长，您的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能抽出时间来关怀一个学生刊物的成长，是很不容易的，也很让人感动。这里，能不能谈谈您的初衷？”

提问的是师大校报记者。其实也只有外校的人才会这么大惊小怪；对于东大师生来说，早已习惯了钱伯钧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尽管他对《围墙》的关心颇有些不同寻常。

“先，我想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从来就没有把《围墙》单纯地看作是一个学生刊物；内心深处，我把它视为我校学生在思想上的一个创造性的重大突破。为什么这样说呢——

今年春天，我刚接任校长职务不久，就收到一位学生的来信。信中说，他已经厌倦了漫长的大学四年，不知怎样才能熬完——三点一线的单调生活，使得学习成了机械训练和应付考试的枯燥过程，成了注重实用，只对专业技能感兴趣的一维化生活，不知不觉中，个性和创造力在逐渐消退……

这是个有头脑，爱思考的年轻人，他坦率得近乎尖锐，给我震动相当大。

不可否认，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在过去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今活跃在各大行业的骨干，大都是当年培养出来的大学生。问题是世界在展，时代在变化。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长期陶醉在往日的辉煌之中，而不肯正视数十年来，对创造性思维有意无意的禁锢这个现实，恐怕很难有更大的作为。

不过说句心里话，如何在大学里倡导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以促进广大师生个性的全面展，这个问题长时间来都在困扰着我这个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唯一的办法是摸着石头过河。前一阵子，针对我校偏重理工科的历史状况，由教务处牵头，连续举办了一系列的人文讲座。大家反响不错，评价颇高，让我们深感欣慰。但不能回避的是：人文讲座只能给大家以人文知识，而不能给大家以人文精神。作为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人文精神只有经过实践，才能真正融入到大家的血液中去。

就在这时，围墙杂志社的两位负责人找到我，请我为刊物题词。听他们讲自己的创刊初衷，又看了其中的几篇让人耳目一新的文章，我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朝气和活力。在这里，我要向大家强调指出一点：围墙并不是一个纯文学刊物，而是综合性偏重思想类的杂志；并且是由电子工程学院和人文学院的同学一同牵头办起来的，这个很有冲击力的行为，本身就是我校广大同学创造力与个性的充分体现。

《围墙杂志》的出现给了我很大的启，那就是，人文精神的灌输要和敢于创造、勇于突破的新一代大学生结合起来，才不会变成海市蜃楼。反过来，同学们也要认识到，没有丰厚的人文精神支撑，所谓创造力所谓突破迟早都会变成空中楼阁或无源之水。”

讲到这里，钱伯钧深有感触地说：

“所谓大学，不仅仅是向大师学习，更是大家在一起相互交流学习。甚至可以说，师生之间的传道授业解惑已经退居次席，同学之间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切磋探讨，更有利于培养大家的独立人格，更能促进独立思考，从而更有利于大家成长。具体到《围墙杂志》而言，毕竟才出了个创刊号，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我欣喜地看到已经有一批同学聚集到它的周围，假以时日，《围墙》一定会开辟出一方精神的乐土。”

正当林晨枫楚天阔为钱校长的精采言欢欣鼓舞时，招待会突然冒出个不和谐的音符：

“钱校长，《围墙杂志》虽然得到您的大力支持，可据说也碰到过不小的阻力，请问您是怎么看这件事？”

楚天阔吃了一惊，下意识地看了看王书记，对方脸上果然闪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林晨枫暗自叫苦，提问的是财大的校报记者，与她私交甚好，多少知道一些内情。但林晨枫没料到她竟如此不知轻重，在这种场合下提出这种问题。其实要说她也是出自好意，想借此机会替他们出一口气，哪里曾想到其中的诸多微妙利害关系？

尽管楚天阔林晨枫对此事讳莫如深，钱伯钧仍然敏锐地洞察出一二。此时此刻，面对大家一双双纯真的眼睛，他只能这样坦言相告：

“我个人始终相信，办刊的几位同学，对于明天、对于大学，都怀着一个美好的梦。当然也许是个太理想的梦，面对现实，它多少有些不合时宜。

对此，历史是有责任的，我们这群教育工作者也是有责任的，我们这一代以及稍后一代人都是苏联模式培养出来的，或至少也是深受其影响的，从知识结构到思维方式，都有很大的缺憾。现在要面对思想这么活跃、这么敢想敢做的年轻人，多少会有些力不从心。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做错一些事情，但出点还是爱护大家的，所以，也请同学们能充分理解。”

话儿既然说到这份上，此时钱伯钧想到的已不仅仅是王书记的保守，而是学校高层领导的不同音，他觉得很有必要借此机会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立场：

“不知道大家心里有没有体会，有一种情况其实更令人深思。那就是，我们在抱怨同学们缺乏创新意识的同时，是否考虑过，在目前的教育过程中，我们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到底得到过多少平等参与的机会，又获得过多少思考的空间？我们的教学制度又在多大程度上为教学平等、自由思考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我担任校长职务的时间不长，却深切地感到，如今的高等学府，已经快成为蔡元培校长当年所批评的‘养成资格之所’。大家目标出奇地一致，都在为自己的职称和学位奔忙。自由主动、创造性的教育实际上已经到了危急关头，我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无论如何，我都会挺身而出，尽力而为。”

看到平时和蔼可亲的钱校长如此激动，楚天阔也不禁耸然动容。

“钱校长，您刚才用了不合时宜这个词，是否暗指目前盛行的以市场服务、培养市场所需人才为基本方针的办学思想？如果是，那么，钱校长有没有注意到，在世界各国竞相展经济的今天，实利主义的教育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已经是当务之急？毕竟，为国家输送实用型人才也是现代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请问您是怎样处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此人的提问有如连珠炮，一下子捅到了问题的关键层面，相形之下，前面的问题有如隔靴搔痒。楚天阔暗吃一惊，定睛一看，竟是高放。原来他在台上听得刚才的提问有点离谱，心中着急，悄悄溜下来临时客串了一回记者。

钱伯钧也认出高放，心里微微一惊：不愧是《围墙杂志》社的起人，提问很有水准。

他稍一思索，随即答道：

“我一向认为，如果教育家没有机会担任大学校长，那么，大学校长一定要努力成为一个教育家，使得外部社会大环境再怎么变化，大学仍然是一个精神的岛屿。

这里，岛屿跟围墙是一个意思。围墙仿佛是一种像征，也许它是围城，里面的人想冲出去，外面的人想闯进来；但它也是长城，把世俗利益的威胁和流行风尚的诱惑隔绝在外头，把学术精神和知识风尚保护在里头。

然而，中华民族的二十世纪，是个空前急功近利的时期。而九十年代，我们更是踏上了西方国家当年就走过、如今却后悔不迭的老路——学校和学生都依附于市场的商业化教育，完全忽略了青年人的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和潜在的创造力。

回过头去看，十九世纪的德国跟二十世纪中国目前的形势差不多，展都是头等大事。当年德国腾飞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办教育。他们创办新式大学，将旧式大学取而代之。

作为德国现代大学的先驱，洪堡一直深为我国老一辈教育家，如蔡元培、梅贻琦等先生所景仰。而洪堡创办柏林大学的初衷，一则是培养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的批判者；二是培养学有专长的特殊人才。

前者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识分子、社会的良心，后者指的是专家。这两种人都是社会需要的，只不过不同的大学侧重点有所不同。

在我看来，时代展到今天，独立思想和意志已不应仅仅为知识分子所专美，更应为专家型人才所兼备。只需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二战期间，许多科学界的精英却甘心为德国纳粹卖命而屠杀犹太人，另一个是前几年，日本臭名昭着的奥姆真理教中，竟有不少成员出身于日本名牌理工大学，我想大家就会同意我的观点。”

这番话说下来，大家都为钱伯钧的学识和思想魅力深深折服，台下一时出现了短暂的沉静。直到东大一名学生记者从人群中站起来：

“钱校长，您给《围墙杂志》题的词是：独立思考，面对挑战。不过，您有没有担心过，一块园地如果没有园丁的严格管理，说不定会长成一片野草地，真正的花朵反而被埋没其中呢？”

钱伯钧一改刚才的语重心长，轻松微笑道：

“你们都是成年人了，这时侯还让我们动不动就跳出来指手划脚一番，说这个是好的，那个要不得，你们能听进去吗？（鼓掌）搞不好还产生逆反心理。

大学毕竟不同于中学，我们只在大方向上引导一下大家就够了。况且，我们可没打算培养温室的花朵，你如果在野草地里存活不了，那就自生自灭好了（众笑）。再说，野草地里并非就不能开出奇葩，我倒担心荒漠里什么也不能芽！（长时间热烈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