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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入这样一个限制之后，风格强烈、情感突出、讽古谤今者，通通需要排除。选诗的第一个标准，就是政治正确，第二个标准是歌功颂德，第三个标准需要体格雅正，还有一个比较隐性的要求，那就是需要风格趋同。

  如果仅仅只是前三个要求，其实也很好满足，那就是贯穿全唐始终的应制诗。应制诗简而言之就是马屁诗，格式、味都非常趋同，而且这当中同样不乏佳作。毕竟就算是拍马屁，不一样的人拍出来效果不一样。

  先不说上官仪这个初唐应制诗的大手子，他的孙女上官婉儿称量天下曾经有个著名的场景，那就是唐中宗李显时期一次御园应制品诗，律诗大家宋之问、沈佺期同样与会，宋诗尾联“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沈诗尾联则“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材”，论为宋诗气盛。

  由此可见，即便是拍马屁，风格情调也是大有不同。王维、李白那样的大手子，是一般人能比？

  李潼虽然满腹华篇，现在既然有了一个大抄特抄的机会，风格方面还是要维持相对的统一，起码不能变化过于明显。

  那么有没有一种诗歌流派，能够同时满足这四个要求？还真有！

  “华林芳景遍阳春，吉日游观命近臣。鸢飞乔柯啭娇鸟，蝶舞低枝映美人。翠含杨柳桥边雾，清泛芙蓉水上云。园实海芋皆化育，金瓮玉盘赐八珍。”

  阳春三月，御园美景，挑选吉日命令近臣跟随游园。花木之间鸢飞鸟啼，美丽的蝴蝶翩翩起舞，映衬得美人更加娇艳。桥边杨柳朦胧如雾，水上芙蓉像是彩云漂浮。园中的果实，海里的海鲜，都是天地孕育，如今盛在美器中被君王赏赐给群臣。

  这诗，没有名字，因为又是李潼拆骨扒皮之后的再加工，所用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五律与明朝大学士杨士奇的七律，这一君一臣相隔近千年时光，各自诗文拼凑起来，意上居然没有太大违和感。

  当然时令肯定是错的，但这也主要是说明这一类诗歌风格相类，内容空洞，个性全无，而且李世民的五律在格律对偶方面，甚至还不如杨士奇显得工整。

  杨士奇自属于一个诗歌流派，那就是明朝的台体。台体在古代诗歌中属于一个冷僻小类，概括其特点，题材上颂圣德、歌太平，艺术形式上求骈俪、重声律、尚典雅，但在内容上则庸沓肤廓，万喙一音。

  简而言之，台体是拍马屁专用诗体，形式华丽，内容空洞，而且还拍得很肤浅雷同。由此也造成了台体艺术生命并不长久，土木堡之变后便日渐消亡，以至于日后除了一些学术性质的研究，几乎没有了什么存在感。

  但是，无论有着怎样的缺点，台体诗歌几乎完全满足了李潼现阶段的要求，形式优美，声律工整，体格典雅，内容雷同。

  虽然说身在大唐诗歌盛世将启的年代，居然去抄台体这种完全没有艺术生命力的诗体，实在是有点自甘堕落。但是文抄还是需要考虑自身的切实需求，他就算是抄成李白杜甫、柳永苏轼，有啥用？难道还真要去追求少王不寿诗家悲？

  台体艺术生命力再弱，但还有着一段相对完整的传承脉络。可是初唐上官体真的是除了上官仪之外，基本上就算是断代了，但也足够让上官仪成为一时诗坛之冠。

  李潼不是没有长远算计，但问题是需要先熬过眼前，日后才有机会不断的突破自我，引领大唐诗歌走向真正的盛世。

  所以眼下抄台体，虽然是有些人行邪道、不学好的意思，但却完美契合李潼的个人需求。

  台体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特色，那就是凡创作者都是三杨那样的台重臣，他们位极人臣，是真真正正有着沐浴皇恩的感受，因此他们的诗歌之中许多在旁人看来稍显肉麻的拍马屁，正好就是他们自身的切实感受。

  试问，什么样的拍马屁，能够高明得过我自己信以为真，连我自己都麻痹了？

  后世台体消亡，除了本身艺术格调不高，也在于明代三杨时期那种君臣上下和谐的关系一去不存，自然也就没有那种深沐皇恩的切实感受、歌而咏之。

  当然，台体虽然诸多好，但有一点不好那就是实在太冷僻，使文抄的难度直线上升。

  不过讲到这个问题，李潼真是要不乏自豪的说上一句：“不好意思，当年为了混文凭，选的就是这个课题！这些诗虽然生僻，但当年好歹也分析了一点七荤八素。”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学养基础，李潼才有信心编写《万象》大曲这样的曲辞题材。全唐诗虽然名篇诸多，但都风格强烈，感情丰富，艺术造诣虽然高，但还真不怎么适合拿来当四平八稳的面子工程曲辞去用。

  台体诗歌，题材、内容和意高度趋同，如此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如果不看诗题，你甚至都分辨不出这百十诗究竟写的是不是一件事。而且，应制诗通常需要定题、定韵，几、十几诗同韵而作那都是正常事。

  面对这样一片沃土，李潼真是没有客气的道理，自然是挥毫如飞、文不加点、倚马千言。

  要制定一部大曲，哪一项工作最难？

  要判断这当中难易程度，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那就是看这些从业者们各自社会地位如何。礼乐虽是国体庄重之事，但是当中乐工、音声、歌舞、器乐等等，绝大多数都属贱籍，甚至不能与籍外良家通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