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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明朝的灭亡3（第3页）

因为归根到底，京官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他们不愿意放弃眼前的利益，良田美宅带不走，而等到新的王朝建立，他们跳槽到新公司，总比南迁之路颠沛流离来得轻松。

另外，大臣们对崇祯也有些恐惧。崇祯皇帝在位17年，虽然忙里忙外，但这个皇帝就像有偏执型人格障碍，不轻易相信别人，喜欢杀大臣。

对这样一个皇帝，众臣很难跟他一条心。

历史学者魏斐德对此认为，崇祯在亡国前最终决定放弃迁都，他的优柔寡断，使得清朝得以在击败李自成后，入关继承了明朝完整的中央机构，几乎接管了明朝京城的全部汉族高官，并依靠这套系统，进一步统一了南方。

而这次迁都计划的失败和崇祯的死亡，也削弱了南方明朝皇室宗亲的凝聚力。

后来，建立于南方的南明政权，包括由福王朱由崧监国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以及后来福建的隆武、广东的永历等小朝廷，由于缺乏天下共主的地位，派系倾轧，内耗严重，最终抗清失败。

假如当初崇祯成功南迁，即便北方被闯军或清朝所夺，至少可在南方实行统一的军令政令。这样的南明政权，也许还有中兴的可能。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当清军于1642年底攻入山东，杀死鲁王朱以派，并掳掠了22o万两白银和36万汉人入关为奴之时，手下已经没有可用之兵的崇祯皇帝，只得眼睁睁看着清军在境内来去自如。

在关内，为了应对不断攻城掠地的农民军，崇祯先是于1642年年初，下令释放了此前曾经大败李自成、后来却无辜被羁押三年多的名将孙传庭，但日趋壮大的李自成农民军已经今非昔比，而手下已经没有精兵强将的孙传庭，则在开封城破后的第二个月，被李自成击败于河南，随后，明朝“诸将皆望风引避，莫有敢当其锋者”，很多官吏甚至直接弃城出逃，“易服匿草间”。

在河南境内击败孙传庭后，李自成又挥兵进攻湖广重镇襄阳，当时，镇守襄阳的是拥兵二十万的左良玉，这也是崇祯在关内仅剩的一两支仍然可以倚为支柱的大军，结果，左良玉不仅没有守城御敌，反而是在李自成兵临城下前，先是纵兵掳掠襄阳和樊城百姓，然后弃城出逃，致使李自成轻松占领襄阳。

襄阳一失，李自成的军队很沿着汉江进入到了长江中游，并先后攻克了长江中游的重镇枣阳、荆门、荆州等地。

进入崇祯十六年后，当年农历五月，另外一支主要流民军队、张献忠所部又攻陷了华中重镇武昌，并处死了楚王朱华奎——张献忠也学习李自成吃福王肉，将楚王朱华奎剁碎了吃掉，不仅如此，张献忠还将攻陷武昌等地掠夺来的六百多万两白银拿出来召集流民、扩大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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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政权，与此同时，李自成也在襄阳建号称王，对于张献忠的称王举动，李自成颇为不满，当时，明军左良玉部开始反攻张献忠军队，为了避免与李自成部和明军左良玉部两面作战，张献忠于是又率领军队南下进攻湖南和江西等地，到了崇祯十七年正月，张献忠又率部向四川进，开始了此后乱蜀的大屠杀之战。

与此同时，此前只是满足于攻城略地、杀人越货的李自成，也开始萌生了与明朝分庭抗礼、争夺天下的想法，就在攻克黄州后，李自成就布檄文声讨崇祯皇帝和明朝官方说：

“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

而对于攻克之地的百姓，李自成则布檄文进行抚慰：“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

不仅如此，李自成还到处宣传“三年免征，一民不杀”，这对于当时因为大干旱以及明朝官方三大饷重压之下，已经接近生存极限的北方灾民来说，影响巨大，以致于李自成军队所到之处“所至风靡”。

对于这种农民军和明朝官方的人心向背转换，明朝翰林院编修马世奇在与崇祯的对话中指出，在农民军中，李自成比张献忠更可怕，原因就在于张献忠到处屠戮，而李自成却处处收买人心：“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

对于李自成攻城后散财收买民心的举措，马世奇分析说：“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惑，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

谈到如何扭转困局，马世奇说：“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但已经陷入“崇祯死局”的明朝官方显然对于如何扭转人心无能为力，相反，一切现实都在不断加重“崇祯死局”的恶性循环，对此，保定巡抚徐标就在与崇祯皇帝的对话中，愤慨地陈述道：

“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曾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如何致治乎？”

对于经历大干旱、和农民军、清军交替攻掠、扫荡，造成从华北平原的河北、山东，到华中地区的河南、湖北，华东地区的安徽，华南地区的湖南、江西，到西北的陕西等地先后遭受的重大动乱，徐标以他的亲身见闻，向崇祯痛陈直言：“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

听到徐标的一番陈述后，崇祯不禁潸然泪下，他说：“皆朕之罪。”

针对明朝官方的溃败，明末清初的学者张岱后来分析说，明朝末年，明朝官军纪律涣散，动辄抢掠民众，加上三大饷等各种苛捐杂税，使得民不聊生：

“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

张岱以当时人和亲身经历者的视角指出，与明末明朝官方的做法相反，李自成农民军在后期改变了初期烧杀掳掠的做法，“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官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风声所至，民无固志。故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时丧乱之余，白骨蔽野，荒榛弥望，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

痛心之余，张岱也客观地指出，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之所以所向披靡，与民心的归附关系很大：“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就在这种“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民心逆向归转下，崇祯和大明帝国的死期，日益临近。

李自成的多次咸鱼翻身、死灰复燃，是明末社会剧烈矛盾的助燃所致。图源：影视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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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李自成军队的席卷之势，崇祯越心慌，尽管他穷尽一切努力，大明帝国内外还是烽烟四起，对此他曾经心有不甘地向臣子们表露心迹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

到了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他甚至叹息说：“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

为了护卫大明帝国，被关押三年后释放的名将孙传庭，则率领新军于1642年在河南与李自成展开决战，但由于兵少饷匮等多重原因，孙传庭部很快就被击溃，不得已，孙传庭只得率部进入陕西休整。

至此，到了崇祯十六年，大明帝国内部仍然尚可一战的军队，只剩下了辽东的边军，和溃逃到湖广等地的左良玉部，以及退守陕西的孙传庭部。

老将出身、熟悉敌我军况的孙传庭，则在退守陕西后积极扩军备战，为了避免加重百姓负担，他故意重点向陕西当地地主和富户绅商开刀，逼迫他们捐款助军，他贴出告示，要求豪强权贵交出多占的屯田，“地不容失一亩，粮不容遗一粒”，拒不执行者，则直接枭示众。

陕西的权贵富户，恨透了不玩潜规则的孙传庭，也以人民的名义，逼迫孙传庭出关。他们甚至制造舆论，诬陷孙传庭不听朝廷节制，指责孙传庭在陕西养军备战、休养生息是“玩寇糜饷”，是想割据关中，以致“秦人日在汤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