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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着我，露出一幅恍然大悟的神情，却摇摇头：“对不起，伯爵大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您必须明白，地下抵抗运动不是单纯的复仇，我们是为了法兰西。”

“我知道。”看来他确实认为我很冲动，“您也应该明白我是一个三十岁的成人，早就脱离了浪漫主义的梦幻阶段，我了解自己的行动代表着什么。我不会要求你们给我一把枪，然后冲进党卫队分部！我只是希望自己能把悲伤和仇恨都宣泄在一个有用的地方，这是为了玛瑞莎，也是为了我自己……”

“伯爵大人，我们很感谢您的帮助，但是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事业！”

“我的妻子和孩子躺在这里，您还要劝我远离危险吗？”

“……”

他的脸上有一瞬间的窘迫，然后戴上礼帽，轻轻地点点头：“既然如此，我会帮您转达的，过几天再给您消息。不过，伯爵大人，希望您能考虑清楚，这对您而言是把生命放在钢索上的运动，摔下去就粉身碎骨。”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

他叹了一口气，转身离开了。

我望着墓碑上的花环，闭上了眼睛－－

亲爱的，我会实践自己的诺言，请给我一点时间。

在1940年年底，圣诞节之前热闹气氛弥散在寒冷的空气中，似乎社会上的次序在不知不觉地恢复。尽管物资短缺让我们品尝到了有史以来最难熬的一个冬天，但是无论如何生活也得继续下去。

纳粹国防军没能赢得对大不列颠的战役，这让他们初到法国时的不可一世稍稍收敛。但他们的脾气开始变得暴躁，所有的亲善举动逐渐消失，平民百姓也对德国的灰色制服十分厌烦。敌对活动越来越多，德国人在许多服务场所受到怠慢，偶尔还有人向他们打冷枪。

他们的反应是加强了对占领区的控制，我和所有人一样被敌视的眼睛监视着，邮件常常有撕开的痕迹，隔三岔五地就会有查证件的秘密警察上门。

但是这一切都不会像从前一样让我感到生气和不平，我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更重要的事情上。

我又重新接过了“夜莺”的管理和经营，并且把它扩大了；我请回了大部分演员，并且还招聘了“新人”；我把从前只在沙龙中进行的演出改成了在大戏院的公演，还安排了三个流动的演出小组，他们常常在靠近维希一带的小镇上表演，而且很受欢迎，只不过每次回到巴黎以后成员都有点变化，比如少了一两个人什么的。

西蒙和拉丰当然知道我在干什么，但是他们说不出任何阻止我的话，我请求他们为我保密。

“至少我不想让母亲知道。”我对他们说，“这种事情了解的人越少越好，如果不是因为你们是‘夜莺’的股东，我甚至希望连你们也瞒过去。不过我已经在那些演出小组的所有文件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你们很安全。”

“去他的文件，你知道我不担心这个！”西蒙忧虑地望着我，“夏尔特，你在冒险－－地下逃亡网络只要有一个人被捕，所有参与者都会暴露，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坐牢、枪毙、进集中营？我当然非常清楚。

拉丰看着我脸上淡漠的神情有点生气：“夏尔特，我们到时候也救不了你！”

我牵出一点点淡淡的笑意：“老朋友，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

他刚开始蓄须的脸上呆了一下：“好吧，好吧，我承认我是替他们送过两三次信，但这根本不算什么，德国人不会知道的。我很小心！”

“我也一样小心。”我拍拍他的肩，把脸转向西蒙，“请相信我，我会保护自己的。如果我还做出什么冲动的事，玛瑞莎是不会原谅我的。”

于是，我做的事在只限于戴斯先生、西蒙、拉丰还有几个抵抗组织的成员知道。我瞒住了母亲和其他人，甚至连我的秘书皮埃尔也认为我不过是用“比以前多得多的工作”麻痹自己而已。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逃亡者开始传言：在抵抗组织里有一个代号为“天鹅”的人，他负责藏匿一些从盖世太保手里逃出来的人，把他们送到占领区和傀儡政府的交界处，从那里逃出国境线；或者利用演出的机会把他们送到瑞士边境。

1941年春，“天鹅”的触角第一次伸到了暗杀领域。在一次针对德国兵站的爆炸行动以后，他变成了地下抵抗组织中有名的人物。

而我也从那个时候起，开始期待着与波特曼少校有一次实力等同的交手。

1941年的巴黎是德国人发财的好地方，但对犹太人来说，这里变成了人间地狱。

刚开始，他们对这个可怜的民族的反感仅仅表现在恶作剧上，比如砸碎橱窗玻璃、强迫他们在马路上向德国兵行礼之类的，但盖世太保渐渐不满足于此了，他们亲自出马，有步骤地对犹太人没收财产、隔离监禁、赶尽杀绝……

五月二十九日，官方颁布了一条新法令：“……凡六岁以上的犹太人，都必须用黄布制作一枚手掌大小的黑边六角星，牢牢缝在上衣左胸显眼处，上方用黑笔书写‘犹太人’的字样，不得有任何违命……”

真是令人恶心的命令。

所以当我看见德亚律师神色憔悴地戴着那个东西坐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不可遏止地愤怒起来－－

“他们把这里当成屠宰场了，那些畜生！”

“夏尔特。”慈祥的老先生非常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你知道我们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他们在每个占领区都这样做，从巴黎沦陷那天开始我就明白这是迟早的事。”

“您真的要走？”

“是的。我已经托人帮忙打通了关节，下个星期就带着全家去北非，然后到美国。”德亚先生从公事包里拿出几份文件，“这是办完的过渡手续：你所有的不动产和证券全部划归伯爵夫人，留在你手里的只有‘夜莺’的一部分赢利和现金。”

“谢谢。”

他疲惫地笑了笑：“这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工作了。孩子，好好保护自己吧。”

我从窗口目送德亚律师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把文件锁进保险箱。

抵抗运动比前一年更加激烈，自从我开始接手一些暗杀任务后就知道必须为母亲和朋友们做些事情，这样即使我碰到什么意外也能安心。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

我清楚自己做的事有多危险，德国人对付我们的手段太多了，每一次行动都像在刀尖上跳舞；就在不久前，第一批空降到法国的12名电报员刚刚找到马塞的一座安全房屋时就发现盖世太保在那里等候他们。从一个被捕的间谍口袋里找到一个地址本后，猎犬们蹲在那儿逮个正着。我不希望这样的事也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尽量使用单线联络，包括今天晚上的行动。

在瓦尔叶泰剧院的演出途中，一名来自德国国家警察局的特派员和法国警督皮埃尔·伯尼将成为狙击手的目标，后者是一名无耻的叛徒，曾经多次组织了对犹太人和抵抗者的残酷清剿行动，因此不能让他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任务是把狙击手化装成临时演员带进剧院，送到舞台上方的灯光支架上，事成后再利用同样的身份把他送出去。所有的步骤都已经排演过无数遍了，今天上场的人都是我在“夜莺”中安排好的，如果不出现意外，那么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过我从来都只打60％的胜算，剩下的40％得靠运气和应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