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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丹青：我倒很想受影响，可讲不出半句。哪有那么容易啊，你学学看。我写文章时不想到木心的，不然没法子下，写了，我也不给他看，他听说了，会跟我要，我就拖延不给他。

  他好玩时，讲着讲着，忽然冒出毫不相干的句子，临时想到，生怕忘了，嘴上过一遍，回家就写下来——“骑虎难下，虎也怨，谈虎色变，虎也惊”——说什么哪？你细想想，大有余地，不是俏皮话，很正经，很有所指的。

  《周刊》：一己之见——木心先生对庸众、平凡的人是不屑的。他活在高尚的、艺术的、天才的、伟大的人之间。这个理解对吗？

  陈丹青：你喜欢和庸众和凡人混吗？

  可是木心写作，他自己说，最感兴的就是凡人和庸众。他从不写英雄，不写伟人。

  《周刊》：有人说，若是现在，木心先生定会写微博的，他的文体、幽默、见识，往往一句全体现。木心会拒绝现代生活方式吗，诸如传媒、消费主义、全球化、互联网？听说他与网友在网上做了两次交流，甚悦。我想知道，他对现代生活方式是批判的还是乐见的？

  陈丹青：智力没什么古代现代。木心在“文革”前就偷偷过现代生活，我们只是比他年纪轻，你以为到我们才“现代”啊？我跟他逛街，他看高级时装店橱窗，评头论足，说肩膀的斜线，对的，聪明的，又说裤子配这种驼色，真是懂。他进博物馆看前卫艺术，好多说法，可惜我忘记了。

  《周刊》：我在想，假如《巴黎评论》造访他，“木心先生，请谈谈您对艺术或文学史的见解”。木心大可搬出他的《文学回忆录》。《周刊》做这样的事，显然是事后事。我们该如何复活一个值得尊重的、既不高看也不低瞧的木心？

  陈丹青：你把木心说高，说低，都不如他自己说得好。

  《周刊》：误读是一直存在的。虽然木心说，经得起误读的作品才是伟大的作品。我们仍然想缩短误读的时长，给木心应有的地位。——您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吗？

  陈丹青：我不知道。你说呢？《文学回忆录》是该翻译出去，然后挂号寄给尼采啊，哈代啊，萨特啊……可是“谈虎色变，虎也惊”，怎么翻？这句话老子读到，会变色。

  《周刊》：有人说读完《文学回忆录》，再反观木心作品，豁然通达。误读木心，轻易放过木心，是我们的问题，时代的问题。木心的价值和魅力其实一直在那里，但我们竟然听不见，或假装没听见。这是什么样的时代病？

  陈丹青：那就假装吧。我们整个生活都是装出来的。

  《周刊》：他对你有过什么评价？我知道的是，他说你弹琴好歹弹到了琴键上，更多人弹到了琴盖上。

  陈丹青：他从来不喜欢我的画。头一次来我家看，就作难。我知道他不想敷衍，最后他肯定地说：“那你有得苦来，你这是打工啊。”

  写实绘画，每样东西都要画出来，在他看，就是打工。好多年后我画了十五米长的联作，好不容易摆弄放好，把他骗来画室，草草看过，他又作难，不讲话。点烟泡茶后，终于说：“哎呀，你好比做了一桌大菜，味道没出来。”很抱歉的样子。

  他经常对我很失望，那种失望的、但又不好说的表情，我知道他看重我。有次我要他给我一句整个儿的批评。他犹豫了好久，忽然很认真地笑了，显然这意思在他心里藏了很久：“丹青啊，你缺乏诗意。”

  我赶紧问什么叫缺乏诗意？他笑得颤，随即脸色严肃起来，替我急：“不可以问的！这就是没诗意呀。”

  你想想，谁会跟你这么说话的！我瞧着他死，心里剧痛！

  他夸我是在背后。别人偶尔转告我。

  《周刊》：他苛刻吗？进入他的视野，与他对话难吗？

  陈丹青：太不难了！见他是有点难，见了，谈话太容易了。有客来，他好开心，毕竟他是寂寞的——有人回忆见张爱玲，说她整个晚上神采飞扬——木心会处理寂寞和热闹的关系。他不见人绝不是孤僻，真的孤僻者，见人是场折磨。

  你见过木心就知道，他对乡下孩子，对文化程度不高的青年，完全就像跟我谈文学一样，跟他们谈。但他不是出于平等观，绝对不是——他曾说：平易近人，近什么人？——但他有句话很动人。他批判萨特的“他人即地狱”，他说，“他人即天堂”。天堂是个窄门，一个人都很难挤进去，两个人反倒挤进去了。

  很伟大的话呀！你爱着人，你也被爱，“他人”就是天堂。这话西方人看了，会感动的。他批评荒诞派小说全都是病房、全都是病人，他说那是“智者的自扰”，说他们不诚实，自己过得很好的生活，把世界说成病房。

  《周刊》：你们之间价值观的纷争多吗？

  陈丹青：我有不少观点不同意他。但我们不争。有时我会直接对他说，他好当真，隔天来电话，说给我写了信，但后来没寄。

  他讲过一句话，改变了我的性格——我年轻时老喜欢跟人辩论。认识他以后好多了——他说，到了要争起来，已经不好了。我亲眼看见几个场合，来个粗暴的、自以为是的人，夸夸其谈，木心就一直不讲话。

  他这句话也讲得好，他说，你们将来出去见名人，要见其人，不见其名。现在大家正相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