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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第1页）

回国在即，他只好把自己变成偷渡客。

偷渡是有风险的。事实上圆仁下船以后，就被当地人识破身份，并被官府押回船上。但是圆仁没有放弃努力。六月七日，他搭乘的遣唐使船停靠赤山浦（今山东文登青宁乡赤山村），圆仁便在第二天又下了船。

幸运的是，他躲进了新罗人的寺院。

新罗很早就与中华有来往，成为朝鲜半岛的主人之后更是如此。儒家经典是新罗国学的考试科目，更有大批贵族子弟来到长安成为留学生。其中成绩卓异者如崔致远，十八岁就中了进士，其著作《桂苑笔耕集》甚至流传至今。[14]

两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也十分频繁。负责物流的商船往返于山东半岛、江苏沿海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乘兴而来满载而归。这些商船运送货物也搭载旅客，圆仁搭乘的就是日本遣唐使雇用的新罗船，一共九艘。[15]

这确实很国际化。

与此同时，不少新罗人在中国沿海地区侨居下来，而且有了自己的定居点，叫新罗坊。圆仁第二次登陆的赤山浦就是新罗人的聚落，他藏身的赤山法华院也是新罗人修建的佛教寺院，建院的则是新罗侨领张保皋。[16]

张保皋非同一般。

通过国际贸易而发家致富的张保皋，同时具有政治头脑和军事才能，是深度介入国内政治，有着强硬后台、武装力量和人脉关系的风云人物。圆仁进了他的寺院，就像进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滩的租界，而且被黄金荣、杜月笙那样的人保护起来，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拜过码头。[17]

可以肯定的是，八个月后，圆仁领取了地方政府颁发的通行证，由偷渡客变成了合法旅行者。为他转变身份而上下疏通的，是当地政府派出机构的一员小吏，职务是负责与新罗侨民协调关系的联络官，叫“勾当新罗押衙”。

一个日本人的心愿，就这样由新罗人和中国人成全。

这可真叫作国际合作。

获得了新身份的圆仁如愿以偿地朝拜了五台山，然后又进入长安学习了将近五年，他的这段经历则被写进了用汉语创作的《入唐求法巡礼记》。尽管许多人都将这部著作与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相提并论，但真正具有可比性的还是玄奘和圆仁。

没错，唐三藏也是偷渡客。

其实，玄奘西行原本是提交了申请的，只不过没有得到批准；人走以后当局也是拦截了的，只不过没拦住。没拦住当然是有人帮忙，其中就包括帝国的官员。据说，玄奘昼伏夜行来到瓜州（今甘肃安西）时，瓜州刺史独孤达还高兴地设宴款待，只有州吏李昌对来人的身份产生怀疑。

李昌说，我这里有一份从凉州（今甘肃武威）快递来的文件，要缉拿擅自出境的玄奘，说的就是法师您吧？

玄奘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李昌说：只要法师实言相告，弟子一定成全。

玄奘说：贫僧就是玄奘。

李昌销毁了文件。然后说：法师快走！

玄奘这才得以继续西行。尽管依然千难万险，但是到达伊吾（今新疆哈密）就转危为安，因为高昌王已经派人在此恭候。他们的动人故事本书

第四章已经讲过，那是可以催人泪下，并证明宗教力量之超越国界的。

此后的行程一路绿灯。当时西域各国都信仰佛教，高昌王则为玄奘办理了通关文书，并随文附上了厚礼。三藏法师从此变成合法旅行者，只不过是高昌国的。[18]

玄奘与圆仁，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只不过，一个是出不去，另一个是进不来。

不能因此就得出帝国保守封闭的结论。相反，对外开放是隋唐两代的基本国策，而且在炀帝时代就已经确定。事实上正是由于受到隋炀帝的鼓励，才有了日本大使小野妹子的二次访华。这一次，他带来了留学生和学问僧各四名，用汉字书写的国书开场白则是：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据说，这是日本国首次以天皇名义向中国致书。[19]

对此，中国史书不置一词，后来两国的交往好像也没有了下文。然而日本人的热情却有增无减。贞观四年（630）八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四五个月后，日本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并且在长安住了整整两年。[20]

此后的遣唐使便络绎不绝，终有唐一代共十九次。人数最多的是在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六百五十一人；次为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和开元四年（716），分别为五百九十四人和五百五十七人。他们多数踏上了中华大地，但也有人中途遇难或客死他乡，再也不能回到亲爱的祖国。[21]

这么多日本人不畏艰险奔赴大唐，究竟为了什么？

学习和交流。

事实上，遣唐使团人数众多，就因为随团的还有留学生和学问僧。他们有的学成回国，为日本文明作出贡献，比如创造了片假名的吉备真备；有的留在中国，为中日友好牵线搭桥，比如担任过大唐回聘日本使节的阿倍仲麻吕；更有高僧回国开宗立派，比如前面说过的空海和最澄。